植物组织养分含量速测（一）

因此，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法律人才已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5]这些跨境法律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本国经济在国外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益，在这种内在利益的驱动下，法律服务的国际化趋势迅猛发展。第四部分：通过简略回顾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历史，展望国际社会现代法学教育发展的趋势，提出我国法学教育应通过更加开放的国际交流办学的模式培养国际化的法律人才，使我国法学教育能与时俱进，顺应国际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从1978年开始恢复招生至今，我国的法学教育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法学院系数量直线上升，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专业人员，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如何通过法学教育体制的安排，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法学学生获得完整、全面的知识结构，使之具备知识的实力参与国际竞争，也是一个值得予以专门性探讨的问题。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德国的法学教育注重学术性和系统性，强调法学思维方式的培养。[23]欧阳芬：前注[16]，第66页。但我国的法学教材，即使是推荐教材、规划教材，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教材内容老化、缺乏对法律思维与法律操作技术、法学思维方式的论述、规范性注释较少、学术争鸣被拒之门外等等。

[24]日本法制现代化的经验先有法律职业的威信，然后才有法制的威严一个相对独立的、廉洁的、有能力的、社会公认的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威信，带来的是国家法律权威的提升。法学教育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管理体制有严重缺陷，行政管理缺乏效率，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教材内容陈旧和脱离实际，教学方法刻板，图书资料缺乏，毕业学生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不尽适应客观需要等等问题……。首先，立法者对基本权利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行为，排除在受保护的行为范围以外，使得相关行为不受相关基本权利保护。

例如，民法上的名誉权、人格权，就是宪法上人格尊严在民法上的体现。就平等权之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规范内容而言，并不要求立法者进行具体化。一是国家应当做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由此可见，如果要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保障，必须明确规定基本权利具体受到何种限制，至少要能够防止公权力对其进行扩大解释，侵犯公民基本权利。

例如，《民法通则》对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财产权作出了具体规定。[2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

宪法上规定的、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法益，分为三种情况。[13]在行政法领域，情况有所不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通常并不存在于两个公民之间，而是发生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又如，《宪法》第40条规定，为了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对通信进行检查，该条中的国家安全、追查刑事犯罪，也构成限制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公共利益。债权和物权，都属于宪法上的财产权。

[2]尚未得到关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立法者应当在何种水平上保障基本权利?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分析。那么，立法者应当如何处理基本权利冲突呢?原则上，立法者应当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在对立基本权利之间进行权衡。行政法院认为，军方的行为侵犯了记者的出版自由和平等权。最后，社会权的实现，只能借助立法者的积极作为。

但在一些行政法律关系中，存在与行政相对人对立的第三人，其基本权利和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可能发生冲突。公共利益对于保障基本权利的立法，也构成了限制。

该原则要求，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基本权利，也要将限制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内。另一方面，也不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过分限制，甚至取消基本权利。

法律应当对基本权利设定适当的限制，实现两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如果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这就意味着立法者不得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片面追求对基本权利的保护。既然这两个条文属于国家机构领域内的规定，因此，就不应当将这些权限条款视为是宪法对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三)对基本权利遭受侵犯的公民应提供法律救济 立法者对基本权利的内容和限制作出的具体规定，并不能防止基本权利被侵犯。进入专题： 立法保障 基本权利 。立法者应当依次根据合目的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逐步缩小待选择措施的范围。

[21] 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了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或者征用土地，因此，此处的公共利益，也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例如，在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处理广场舞扰民事件时，在舞者和公安机关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居民具有第三人的地位，其休息权与舞者进行文化活动的权利发生冲突，公安机关应当同时考虑到双方的基本权利，来解释和适用相应行政法律，妥善解决争议。

立法者如何权衡，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但可以参考如下几个因素。在第二章以外，《宪法》有可能在序言、第一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下文依次进行考察。

那么，在判断立法者是否充分履行了具体化义务的时候，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考察其对某一项或者某一类基本权利的内容所作出的规定是否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nbs, p;   (二)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都是宪法上认可的法益，都应当予以法律保障。

但是，就当时而言，决策者的判断是符合常理的，仍然符合合目的性原则的要求。[22] 例如，根据《宪法》第36条第3款，在宗教信仰自由与社会秩序、国家教育制度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应当让步。[11] 参见肖峋：修改国家赔偿法应做到‘与时俱进，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第12页。总之，当两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对于任何一方过分侵害对方的行为，立法者应当予以否定，禁止严重侵犯一方基本权利的行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利益也构成公共利益，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再构成公共利益。(二)立法者应当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的限制，防止公权力进行扩大解释 基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构成了基本权利内容的边界。

[4] 高锴：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第20页。[2] 童之伟：孙志刚案提出的几个学理性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7期，第4-5页。

序言首先记载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及其成果，这部分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规定。这种赔偿标准，不足以构成对有关基本权利的适当救济。

例如，公民批评他人，引起对方反击的，对于主动挑起争端的公民的人格尊严的保护，就可以适当消减。其中，《物权法》第42条第1条只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最后，无救济则无权利，立法者必须构建相关制度，以便公民在其基本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能够寻求救济。在言论自由以外，立法对出版自由的具体化，也有待推进。

由此可见，立法者对基本权利所提供的保障，必须能够保证公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享有权利，否则基本权利条款就是一纸空文。根据该条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构成寻衅滋事行为。

与此同时，基本权利立法保障也并非多多益善，其所能够达到的水平受到两方面制约。其次，《宪法》第89条和107条规定的行政工作，措辞极为抽象，具有开放性，覆盖了各个领域，如果将这些内容视为公共利益，那么，在行政工作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行政机关总是能够提出相应的事业或者行政工作作为公共利益，以此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

[18]胡锦光、王锴和上官丕亮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较为宽泛[26] 张千帆：实现自由与秩序的良性平衡——对流浪乞讨问题的宪法学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第64-65页。